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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兴华:从《邓小平之歌》到《兴业路上》 他为红色文化找到符合时代需求的表达方式

时间:2018-03-11     作者:施晨露【转载】   来自:中国作家网

 

《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张江抒怀》《又一次起航》《祝福浦东》《城市的心跳》《前进!2010》《中国在赶考》,从1993年起的25年间,11首抒情长诗为上海诗人桂兴华赢得了“红色诗人”的称号。根据他的诗作改编配乐而成的大型多媒体诗歌朗诵会,在东方艺术中心、大剧院、文化广场、上海音乐厅等上海主要演出场所接连上演。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桂兴华将《邓小平之歌》再度修订为朗诵版,分成25个短章,一章一个细节,便于朗诵者选择和传播,本月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他手头,正在创作第12首抒情长诗《兴业路上》。228日,在上海作协举行的“桂兴华长诗座谈会”上,桂兴华仍是一贯的激情和直率:“有人说我‘离政治太近了’,但政治难道离得开下一顿是否喝清汤?离得开床上是否盖破被?我们的生活根本离不开政治!任长霞不断被拨响的手机就是政治,我就要写!孔繁森身上的遗物只有六元八角纸币就是政治,我就要写!”

桂兴华有个癖好,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俄罗斯音乐会的票根、电影《羊城暗哨》说明书、“大白兔”奶糖糖纸,知青特殊供应日用品的优惠券、当年离开上海时的火车票……在他手里都是宝贝。在评论家、诗人傅亮看来,这是他作为政治抒情诗人对“自我”的独特敏感。桂兴华则说,红色主题必须绕开熟门熟路,“我”的声音的新意,来自个人色彩很浓的视角和意象。大主题,并不排斥个体情思,抒情要靠细节支撑。在他笔下,南京路好八连的一辆旧自行车、遵义会议墙上的一只壁钟都是点晴之笔。“我不喜欢大喊大叫的粗犷,正能量不是空洞的虚张声势”,他说,“我始终在探索政治与诗的关系。从细节入手,就得学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既带着强烈的个人感受,又有厚重的时代气氛。尽量避开那些大词、空词、太熟悉的词。一看到这种词,就是初稿上有的,我肯定把它删除。用自己的话来打动人。即使写同一件事情,抒发同一个节日的感受,没有另一个‘我’出现,我不写。长诗靠核心内容打动人,关键是画面与事件的精准选择。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抒情,红色题材也得遵循这个规律。在设计宏大的框架之后,内装修如果不花大力气,就会成半成品。水分多了,语言的建筑就容易塌。”

桂兴华出生于1948年,他清楚记得,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还在凤阳农村,脚上套着解放鞋,鞋带是用稻草绳代替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会是什么样?”他像是在问别人也是在问自己。“桂兴华把传统的政治抒情诗写到了极致,他用自己的诗歌样式说明:我们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还是有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他的诗作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红色,是桂兴华一种很朴素的本色,是我们这代人的感情的凝聚,灵魂的凝聚。”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何建华评价,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政治抒情诗仍然不失感人的魅力,关键在于要用真心、抒真情、写真意。

“桂兴华是当代中国诗坛政治抒情诗领域一位优秀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诗人,他还是一位在公众生活中身体力行传播诗歌文化行动的诗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说。2011年,桂兴华工作室落户浦东塘桥社区,社区成为诗人活跃的舞台。他组织居民组成草根朗诵团,在建平中学开设红色诗歌精品课程,建立“上海地铁朗诵角”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市公共文化创新项目奖。“一方面是网络空间的发达,让草根诗人成为网红,另一方面是诗歌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力似在萎缩。这样的背景下,桂兴华以其诗人身份在社区的长期耕耘值得关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荣跃明说。“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传统文化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桂兴华灌注的对当代生活的持续热情,恰恰是用诗歌的形式满足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和想象。”傅亮说,桂兴华的抒情长诗,不用纷繁的意象,不罗列典故,更不生字僻词一大堆,而是以一种面向广阔空间和滚滚人潮的抒情姿态,由专业和业余人员在艺术殿堂和街头广场广泛诵咏,为红色文化寻找到了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表达方式。

桂兴华正在创作的《兴业路上》被列入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兴业路是一大会址的所在地,‘兴业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的复兴之路。想到了‘路’这个意象,我改掉了原来的篇名《世纪之门》。”说起创作细节,他兴致勃勃。“上海的红色文化和崛起的历史,要有更多人为之添彩。我们都在兴业路上。”一位评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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