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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心:我头顶的那片天

省作协的袁桔老师来电,嘱我写一篇《头顶一片天》的获奖感言,刊在《文坛风景线》上。我问,写啥?她说,跟这篇东西有关的都行。

这篇小说发表在2012年,我于是开始回忆四年前,跟它有关的细节,比如它是如何构思的,如何写成的,如何发表的,以及如何卖了影视版权,我甚至还想到了近十年的写作历程,试图找到一个点来交差。但是我发现,回想2012年,无论如何都绕不过一个结,一个人,就是我的爸爸,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他被确诊为肺癌,还是小细胞肺癌,我问北京的大夫,他还能活多久,答复是,最多一年,快的话可能几个月。

所以,2012年,尽管在文学上我收获了很多,并没有留下好记忆。 让我写《头顶一片天》的创作谈,我最想写的是我的爸爸。

有一件事儿,我欺骗了《收获》。稿子定发后,肖元敏老师让我把名字的手写体传给杂志社。我的字很难看,非常难看,我爸爸的字漂亮,我让他横竖两种排版写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描摹,那时候,我爸爸还没有发病,还是一个生龙活虎可以步行十几里地的老头儿。我照葫芦画瓢了两天,刊社又来电催,我在十几张写满了名字的A4纸上寻找,没有一个“王可心”让我满意,最后拿去扫描的一刻,我拽过了我爸爸的那张样板。后来我想,这种欺骗应该是善意的,没有拿我狗爬般的字污染《收获》那样的文学圣地。因为字不好,当时对《收获》的这种编辑要求有些不以为然,但是,我爸爸走后,想起这个世界上有他亲手为我写下的名字,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时候,我会拿起刊物,反复地看那三个字,感觉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好纪念。

小说卖版权的时候,我爸爸正在进行化疗,如果放在从前,我一定会要求公司亲自改编,不为更多的报酬,只为创作出一个表达自己的作品。但是那会儿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想法,心里只有我爸爸,我希望我的努力能让他多活一个月,一个礼拜,哪怕一天一小时。名利对我来说就是狗屎。我拼了命发了疯似地寻求治疗方案,但是我所有的付出都无济于事。我爸爸走后的很长时间,我去医院办事儿,遇到一个老太太,我瞪大了眼睛差点脱口而出“天呐,您居然还活着”。她跟我爸爸得的是一个病,小细胞肺癌伴随脑转移。领着我爸爸看病时,我曾经劝她,脑转移了就要放疗啊。但是她说,没有儿女陪伴看病,她就打算等死了。遇见老太太的事儿,我没告诉我哥,因为那一年,他同样拼了命发了疯,却没能留住人,没能让他的父亲再享受一个金色的秋天。

我爸爸虽然也写东西,但是我们在文学上基本没有交流。我甚至很讨厌他作品的题材,要么土匪,要么农村,只是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卫生间里看过他的文字。他写东西有个毛病,不管小说还是剧本,只要这一页有一处哪怕错别字的改动,都要扯掉重写,很多编辑不能理解他的这个行为,那么邋遢的一个男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洁癖?我们家的马桶边码了一罗子他的手稿。N多年前,城里也还没时兴使用卫生纸,我因此零散地读了我爸爸作品的一些段落。它们也成了我的文学和影视的启蒙。

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站在我们家的饭厅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记得,情节永远是小说的生命。我说,你跟我说这个干啥,我又不写小说。我知道,他是自言自语,他看不惯那时的很多小说,不管他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但是他的文学观肯定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写出了《头顶一片天》等等一系列情节强劲的东西。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有一次聊天,他说,你得感谢我,是我给了你文学的基因,你妈能写东西么?不能吧,你能写就是随了我,如果没有文学,你多没意思啊?我爸爸说的没错,他给了我一片天空。他鼓动我写东西鼓动了十几年,从我读大学起就开始,但我一直没有遂他的愿,直到那场车祸的劫难,我不得不去拿起笔。他很高兴我能像他一样生活、工作,自由自在,偶尔还有些版权费滋润一下日子。可是,直到我开始写东西,才知道,他挣的那些钱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情节,甚至为了一句对话,要搅尽脑汁,筋疲力尽。他写作,一半是热爱文学,一半是热爱他的家,热爱他的亲人。

我爸爸走后,每到春天,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不仅仅因为他是这个季节离去,更主要的是,觉得万物复苏却跟他无关。可是此时此刻,我不再这样想,我活着,他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血管里,他的灵魂扎根在我的精神中,他的情感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带着他呼吸,带着他领略世界,还可以挽着他的手臂去写作。我活着,他就活着。

感谢《文坛风景线》的约稿。我爸爸走后,我没为他写过一个字,没跟他说过这么多的话。今天很快乐,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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