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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

新华网北京(俞胜)吉林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今日下午就《作家》杂志办刊思路及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国门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新华网:宗老师,请问您是如何把《作家》这本杂志,办成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刊物?

宗仁发:《作家》杂志原来叫《长春》,到1983年,这个刊物更为现名,更名后,办刊的思路就是要有开放的视野,要有更广泛的传播力,而不是仅仅局限在长春或者吉林省这块地域上,这些当然是我的前任做的。那时候,办刊的思维还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譬如在上海的文学刊物就关注上海的作者,在北京的就关注北京的作者。而《作家》试图来点“僭越”,那时候,《作家》就做北京青年作家专号,还做过东欧的作家作品专号。那时纯文学的期刊突破地域界限的做法很少见。其实,文学是没有所谓的国界的,更不用说省界了。要办好文学期刊,首先必须摆脱这类狭隘的束缚。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办刊的视野更进一步打开,这主要体现在作品方面和信息量方面。作品方面当然要刊发优秀的文学作品,信息量方面,像我们就很关注国外的文学走向,像奈保尔,当时国内少有人知道这位作家,我们就翻译介绍过他的大量书信。像美国的《纽约客》杂志上介绍的作家,我们也会及时关注,并邀请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一些著名学府的专家学者进行点评。我们的刊物影响力就慢慢扩大起来。现在,国外很多名家,包括大江健三郎,对我们的刊物评价都很高。韩国有好几个大学经常来找我们的刊物。

现在办文学期刊肯定不能延续老路子。一本杂志除了给阅读者提供好的作品外,还应尽可能多提供文学方面的信息,而且提供的形式要活泼有趣。

新华网:开放的办刊视野是否打上了您个人的成长烙印?

宗仁发:可能也有一点关系,我们所在的地方长春毕竟不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城市,不能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比。我以前的家乡辽源那更是一个小地方,可能都少有人知道。1983年,我在家乡办《关东文学》,那是我们市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那时候我就想,如果这本杂志就局限在辽源这个小地方就完蛋了。我就想怎么样突破,那个时候我就到北京、上海,请作家们搞研讨会,想办法多刊发大家们的作品。当时在民间活跃的第三代诗歌,包括李亚伟、万夏、韩东、陈东东等第三代诗人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关东文学》就参与到这个现代诗的浪潮中去了。现在好多第三代诗人还保存着我当时主编的《关东文学》。我是1988年调到《作家》杂志的。虽然,长春是一个省会城市,比辽源大多了。但其地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韩少功当年就在谈到他在《作家》上发表的《文学的根》这篇文章时说过,《作家》是“偏处一隅”,所以如何打破这些藩篱对《作家》来说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地域与外面的世界之间的反差使我的愿望更强烈。我想我们不能把一本文学杂志,只是办给一个地方的人看,也不能只发表这一个地区作者的作品。要实现走出去的构想,我们就要多付出一些努力,多做了一些后,效果也就渐渐显现出来了。

新华网:您在办刊过程中是否面临一些困惑?如果有的话,都是些什么?

宗仁发:就我们这些办刊人内心而言,我们最希望能够全神贯注的去做最应该做的事情,发现、组织到好的作品并传播出去,而不是精力被生存的困难所分散。任何一部作品的传播都需要有一种载体,任何一个作家从起步到成熟都离不开在文学载体上的千锤百炼。今天承担这一使命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纯文学期刊。回顾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的轨迹,大凡纯文学期刊办得活跃和红火的时期,整个文学的状况就十分兴盛。在整个文化发展的链条中,原创文学处于基础的生发端,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也最能为文学以外的其它艺术发展提供母本,如影视改编等。而纯文学期刊在发现扶持鼓励原创作品方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意味着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怎样保护、建设、发展好纯文学期刊这类载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这也还涉及到怎样判断和衡量纯文学期刊的文化价值问题。中国文学的最高奖之一 鲁迅文学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发表在纯文学期刊上的。中国作家的绝大多数都是从纯文学期刊中成长起来的。我不知道除了这些还要什么?这样的作用和贡献就足够了。

新华网:我感觉韩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相比有一些不同,您怎么看待韩国文学?

宗仁发:韩国的文学我觉得深入人内心的东西更多一些,关心人内心世界很微妙的地方。中国的小说现在回到写实,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文学作品不能从实到实。像韩国的作品,挖掘人的内心丰富世界,很难用一个概念的东西去概括。而我们中国小说,我们作家写东西线条太清晰,转换时也容易让人捕捉到轨迹,而韩国的作品更混沌些,这就体现了丰富性,复杂性,更逼近人的心灵深处。

新华网:《作家》杂志去年参与了一个中日青年作家论坛,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您对中国文学走出国门有何独到的见解?

宗仁发:中国作家走出国门,这里面实际涉及到文化交流问题,1996年的时候,我们去越南和越南作家交流,越南作家就说,我们越南翻译了你们中国很多作品,我们怎么看不到中国翻译越南的作品?他们很困惑。我觉得这种困惑与我们和欧美的交流一样,欧美翻译我们的作品总体说是很有限的,不过也就是像余华、莫言、苏童、格非、迟子建等一批人的作品。日本与我们有文化渊源,翻译得可能稍微多一些。我们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曾做过一个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的栏目,介绍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后来因为可做的资料缺乏就停了下来。

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促进和西方的文学交流,可能有许多具体的事情要做好。一种是西方的汉学家来翻译,他们的出版家来出,这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做法。一种是我们自己做,中国文学向国外推介,过去有关出版单位就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向国外推荐中国作家的作品,能否和办得活跃的孔子学院结合起来。另外,向国外推荐时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也很重要,这里面就需要有个评估,这个作品推出去在外面有什么样的效果,心里要有数,不能盲目地做。通过孔子学院可能比较容易找到热爱中国文化的国外读者。除了自然的关注之外,我们的作品怎么配合宣传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像《纽约时报》的书评就非常有影响力,一个书评出来这本书就畅销。我们在媒介宣传上是否借鉴这种方式。使我们推荐的作品能够让人家有阅读的兴趣。现在连国外的一些汉学家对我们的当代文学所知都十分混乱,这是让我们非常尴尬的。提高文化交流的对等性也是一件长期要做的事情,非一朝一夕就可见效,需要精心细致和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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